这是卡夫卡生命的最后一年，他已爱上了年轻的姑娘多拉.戴芒特，她只有十九或二十岁，是从她在波兰的犹太教哈西德教派家庭里逃出来的，现居柏林。她只有他的一半年纪，但就是她给了他离开布拉格的勇气——他想做这件事已有多年，她是第一个、也是唯一同他生活在一起的女人。一九二三年秋天他移居柏林，第二年春天就死了。尽管他健康恶化，尽管柏林的社会状况很糟：物品匮乏，政治暴乱，德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通货膨胀，尽管他无疑知道自己已不久于人世，可这最后的几个月也许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。

    每天下午，卡夫卡出去到公园里散步，多拉常常陪他一起去。有一天，他们遇见一个小女孩在伤心啜泣，涕泪涟涟。卡夫卡问她怎么啦，她说她的玩偶不见了。他马上就编了一个故事，告诉她是怎么回事。“你的玩具娃娃旅行去了，”他说。“你怎么知道？”她问。“因为她给我写了一封信，”卡夫卡说。小女孩看来不大相信。“你带着信吗？”她问。“没有，对不起，”他说，“我把信留在家里了，我做得不对，但明天我会带来。”他说得那么可信，那小女孩便不知道再多想什么了。这个神秘的人说的是真话，这是有可能的吧？

    卡夫卡径直回家写信。他在书桌旁坐下，多拉看着他写信，她发现他的神情就像平时写作时一样认真，紧张。他不是要骗那个小女孩。这是真正的文学劳作，而他决心把它写好。如果他能编造一篇美丽而有说服力的谎言，这就会弥补小女孩的损失，尽管写的是不同的现实，甚或是虚假的现实，但根据虚构法则，这是真实可信的。

    第二天，卡夫卡带着信急急忙忙赶去公园。那小女孩在等他。由于她还不识字，他便把信大声念给她听。那玩具娃娃非常抱歉，因为所有时间都跟同样的人生活在一起，她感到厌倦，她要走出去看看世界，去交新朋友。不是她不爱小女孩，而是她渴望换换风景，所以她们得分离一段时间。然后娃娃答应每天给女孩写一封信，让她及时知道她所做的事情。

    这故事就在这里开始打动我的心。卡夫卡不嫌麻烦写地一封信就足以令人吃惊，不料现在他又要自己承担每天写一封信的责任——不为别的，只为了要安慰这个小女孩，而他和她素不相识，只是一天下午在一个公园里偶然碰见了她。什么样的人才做这样的事？他连续写了三个星期的信。内森，三个星期。他是最卓越的作家，生活中从不浪费时间——对他而言时间已经越来越少而显得更珍贵——他却还代为一个丢失了的玩偶虚构书信。多拉说，他每写一句都为细节苦思冥想，其文笔明晰、有趣而引人入胜。给那女孩念不同内容的信。玩偶长大了，上学了，认识了别的人。她继续要小女孩相信她爱她，但也暗示说，生活中某些复杂因素使她不能回家。一点儿一点儿地，卡夫卡让小女孩做好心理准备，知道玩具娃娃将永远从她生活中消失的时刻就要来临。他竭力要写出一个满意的结尾，担心如果写得不成功，这魔力就将失效。试过多种可能后，他最后决定把玩偶嫁出去。他描述了她爱上的年轻人、订婚派对、在乡下举行的婚礼，甚至还有玩偶和她丈夫现在住的房子。然后是最后一行字，玩偶向她心爱的老朋友告别。